《吃人的沼泽》

文/ 迪恩·金（Dean King）    译/甄颖

达古冰川自然保护区是四川省刚成立的一处国家地质公园。四川省的边界处于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从这里向西延绵高耸。这里的雪山的平均海拔是4500米，人们告诉我这里仍然是荒野，土匪、野狗、狼群时常出没。

冰川公园地处的黑水县，是2008年5.12地震中遭受重创的一个县城，这使得我们的情况更加糟糕。黑水县绝大部分居民是藏族人，仍然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2004年以前，这里还禁止外国人进入。而这次地震则再次封闭了黑水县，没人知道路况如何。

我们的运气很好。与我们一同上路的有41岁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英国人李爱德和他的中国拍档杨肖。李爱德在北京居住多年，而杨肖则是《户外》杂志的撰稿人。

这两个人开了家探险公司 —— Red Rock Trek ，专门从事在中国西部的探险。李爱德在中国走过的路比马可·波罗还多。2003年他来过这个地区。李爱德对前方非常乐观，他指着远处，肯定地告诉我们，在达古的三座万年冰川上，在牦牛成群的大草原上，藏族少女们正在翩翩起舞。

那是2009年7月初，雨季的开始。在海拔2750米的下达古寨，大朵的白云低低地悬在冷杉上空，看起来仿佛是一颗颗巨大的西班牙铁兰树。我们在一所石头房子里过夜，很多石头有被震裂的缝隙。一位身体佝偻的盲人藏民警告我们：“人们在达古山见过长征者的尸体，被熊撕得皮开肉绽。”

这激发了我最大的兴趣。

此趟行程，目的是要解开我心中关于红军长征的一些谜团。1934至1935年进行的长征让毛泽东登上了中国共产党权力的顶峰，后来长征“被定义”为一次神话般的史实行动。红一方面军曾经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围困在江西山岭中的根据地。1934年10月的一个夜晚，86000多名士兵悄悄地从根据地“消失”了。他们的原计划是前往800公里以外的湖南，和红二军团以及红六军团汇合。然而蒋介石和地方军阀对他们进行了激烈的阻击。于是，红一方面军经过一年多浴血奋战和痛苦煎熬，不停地行进、行进，终于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长途的军队跋涉。

出发9个月后，长征的队伍行进了5000公里，这时候只剩不到2万名士兵，其余的牺牲在子弹、炮弹、地雷、饥饿和大雪山的严寒之下。有30名女兵在长征中竭尽各种方式发挥作用：收集粮草、招募新兵、为军队和当地百姓表演、组织担架队等等。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红军队伍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地方，遭受严酷的海拔，复杂的内部斗争（与红四方面军汇合后），以及高原沼泽的反复折磨。他们汇合后继续向北前进了1600公里，最后终于在陕西北部建立了新的根据地。

我到这里来，是为了重走这一段最苦难和最让人心酸的长征路。我正在写一本关于30名长征女兵的书。2006年，我采访了红一方面军30名女兵中的最后一名幸存者，王泉媛。那年她93岁。被马步芳的军队俘虏后，王泉媛惨遭厄运，两年后，她逃了出来。

接下来的10天，我和李爱德、杨肖、他们的助理麦克·谭（Mike Tan）、以及46岁活泼的藏族牧民嘉措，在长江和黄河之间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在长征途中最高的山口，翻越达古山。我们有一个由4名藏民和10匹马组成的队伍，负责携带我们的行李设备。接下来我们计划前往毛儿盖，在那里穿过“大草地”——高原上的沼泽之地。红军队伍在这里牺牲了无数人，红军战士曾说这里的水“臭得像马尿”。

和我们一起旅行的，还有几个人：安迪·史密斯（Andy Smith），一名高中历史教师兼业余风光摄影家；安迪的大学同学劳伦斯·格雷（Lawrence Gray）和狩猎捕鱼发烧友高登·瓦雷斯（Gordon Wallace），他们俩都是商人，正在休年假；还有菲利浦·英吉霍恩（Philipp Engelhorn），一名住在香港的德国摄影师。

我们将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跋涉150公里，如果我们能够到达那里的话，可能将是首支到达那里的西方队伍。

中国诗人李白曾经描述这里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实际上，我们的行程被搁置了14个月，因为这里发生了7.9级的汶川大地震。地震摧毁了这个地区，造成了9万多人丧生，无数人无家可归，很多重要的道路受损严重。最终，2009年7月，我到达了成都，四川繁华的省会城市。

然而这时又有障碍摆在我们面前：政府封闭了所有进出藏区的通道同时，在北部1600公里之外的新疆发生了暴力骚乱。全国的安全警报级别提高，几乎所有的公路哨卡和边界都需要检查证件。

李爱德曾经的专业是俄国史，20年前，他的兴趣转移到了中国。他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2002~2003年，他和朋友马普安（Andy McEwen）徒步走完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部路程，在中国西部几乎所有的大路小道都留下过足迹。

我们到达成都的当天，李爱德和四川最大的报纸开了个会。第二天早上，报纸的头条称我们为“七名外国友人”。接下来3天，我们乘车前往达古山，这3天车程非常难捱。而李爱德在每个检查站，把报纸像胸卡一样举在怀里。在夹金山脚下的一个林场检查站，几名身着制服的官员拦下我们的车，告诉我们路封了，要封3个月。李爱德把报纸上的文章给他们看，我们获得了特许通行！不仅如此，出发前我们还在林场的餐厅吃了饭，推土机还帮我们清理了路上的碎石和残渣。

我们抵达时，达古冰川保护区还没有完全开放，但是已经建起了一座苏联风格的房子，前面的小停车场上停着40辆崭新的公车，用于将来接游客上山，领略冰川风光。我们在下达古寨开始步行，沿着满是地蕨和冷杉的羊肠小道往上走，地上的泥深得几乎没膝，粘得靴子总想往下掉。这条牦牛和牧民走的小路直通向一座陡峭的山脊，两侧的山势极为险峻。有两次，我们不得不躲在路侧，好让驮满了酥油的马队通过。不远处有一头奶牛尸体，已经僵硬，但是没有被熊撕咬过的痕迹。

下午5点左右，我们到达了海拔4000米的夏季草场区。草地上到处都是牦牛和藏獒——藏区特有的大型猛犬，专门负责照看牦牛。一位蜜糖色皮肤的藏族少女长着一对弯弯得如新月般的眼睛，大方地邀请我们去她的木屋。房子屋梁上吊着牦牛肉干，她蹲在肉干下面为我们每个人盛上酥油茶，我们围坐在炉子周围。

“在这里的感觉很自由，”李爱德说：“这儿没有什么栅栏，你也体会不到那种‘贫穷地区景点’的自我悲悯的气氛。这些藏族牧民可能没有很多现金，但他们的文化灌注于精神世界，非常强烈牢固。在他们眼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事实上，在这片藏区，红军曾经和藏民武装发生过激烈的对抗。一些藏族喇嘛通过自己几百年来和外族人对抗的经历，指导藏民们在红军到来之前，隐匿在丛山峻岭中，不时对红军进行阻击，他们割断掉队士兵的喉咙，从山崖上向行进的队伍滚下巨石。

在达古山的第二晚，我们在海拔3500米的地方扎营。不久一场暴雨从天而降，闪电划破夜空，仿佛在讥笑我们选的地方多么可笑——我们要在这里做饭、吃喝、几个人还要在这里睡觉。不过，李爱德点起了汽油炉，给我们做了一顿美餐，有米饭、南瓜，还有杨肖从家乡带来的香肠。李爱德还极为勇敢地烹制了一道很辣的白菜炒熏肉，里面放了一大把四川花椒。李爱德和毛泽东的口味很像。

其他人都睡觉了，我和李爱德继续关于长征的交谈。他和马普安曾经写过一本书，书里面详细地提到他们曾经寻访到一位妇女，她极有可能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在长征路上被遗弃的女儿。

和马普安重走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路后，李爱德和同样对长征很热衷的杨肖又重走了红二方面军的长征路，（红二方面军最终与红一方面军汇合）。他们走得甚至更长。李爱德和所有仍健在的老红军见了面，他对长征的了解比任何外国人都更加广泛和深刻。

“你一定要写本最棒的长征书。”我跟他说。

“我不知道。”李爱德自嘲地笑了笑。他坦言，从每一个长征行程回到北京，坐在公寓里，坐在电脑前，心里总有一股“极度强烈的抑郁”。他宁愿选择把路途中的所见所闻放在自己心里。

我们花了一天半才到达达古山的顶峰。这时我们明白了毛泽东的军队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经历。即使在夏天，这里也是寒风刺骨、空气稀薄。而当年，身着草鞋和棉衣，27名为了防虱子而剃了光头的女战士，在这个高寒之地饱受煎熬。当时22岁的王泉媛在大雪山发生了严重的痉挛，从那以后，她落下了终身不孕症。

我们攀上了4500米的山崖口，红军长征的最高点。而长征中幸存下来的女战士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过这里的景色，没有人提到过我们正在饱览的雪山、冰川、瀑布竟是如此壮阔辉煌。

几乎在每个村庄，我们都能看到汶川地震留下的灾难痕迹。这里的楼房歪斜，残破不全。哈达铺，是红军经过大雪山的磨难后，重新聚集在一起的地方。他们在这里亲吻大地。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最严重的地震毁坏。所有的旧房子、商店、庙宇全部毁于一旦，变成了碎石瓦砾，只剩下零星的水泥框架。

达古山脚下的雪落村，体现了经济发展这把双刃剑带来的“发展与保留”的典型矛盾。在这里，中国政府正在兴建一个全新的村庄，与原村庄的建筑风格一致，也是石屋红顶。所有人都同意，新的村庄更舒服，生活水平更好。但是，老村庄里那些雕刻精美的木头房子，则注定要被遗忘了。

在窝登村，一位当地人递给我一张说明，原来眼前一栋泥和篱笆建成的两层楼房就是著名的“沙窝会议”遗址。“沙窝会议”是长征路上的一个分水岭。埃德和我看了对方一眼，这可是个惊人的发现！一位名叫益西的年轻人带我们进去，益西的父亲正在很远的草场放牧。这栋楼房是典型的藏族结构，楼下圈养牲畜，楼上住人。我们爬上又高又陡的木质楼梯。益西指给我们看窗外河流里的大沙洲。西方人一直相信，“沙窝会议”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发生在一个叫“沙窝”的地方。但是现在，益西跟我们解释，“沙窝”就是指“沙子旁边的房子”。当年红军看到窗外的沙洲，就把会议命名为“沙窝会议”，意思是“在沙子旁边的房子里开的会议”。我们为历史增添了一个注脚。

在这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张国焘和红一方面军队的领导毛泽东，在军队结构以及领导权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张国焘率领着规模更大、装备更精良的四方面军和毛泽东的一方面军在雪山回合。

虽然张国焘的军队兵强马壮，但是毛泽东拥有党的领导权，并且在各个方面都比张国焘聪明。在沙窝，他们达成协议，将队伍合二为一之后，再进行重新划分。结果看起来对张国焘有利，但是实际保留了毛泽东通向最终权力之巅的余地。

房子外面的人们并不关心我们发现历史真相的伟大时刻，他们聚在高登的身边看他钓鱼。他第一杆就钓上来一条30厘米长的高原鱼，然后将鱼放生。严格的来说，藏民信奉佛教，不吃鱼。

在我们过夜的一个村子里，一名醉醺醺的警察长官给李爱德和杨肖上了一大课。他把自己的政治观和共产党的规章制度混在一起，夹杂着脏话，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了一个多小时：“你们这些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人，必须要明白，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会再回到万恶的奴隶社会去！”

山谷中喇嘛庙里的僧人们非常好客。这座寺庙两层高，墙面粉刷得雪白，里面住着几百名僧侣。他们对西方国家来的游客心无芥蒂，热情地欢迎我们，带着我们游览寺院。向我们介绍附近庵堂里削发修行的尼姑。他们还招待我们吃了糌粑——藏民的主食。当年长征的红军，大部分习惯吃米饭，曾经因为这里的藏族食物 ——糌粑、大麦、酥油茶和牦牛乳——产生过严重的消化不良。很快，我们也体会到了同样的痛楚。

长征中最艰难、最令士气受挫的，是“大草地”，一个充满了沼泽的地方。红军们称之为“麻风雨”。在这里，红军遭遇了暴风雨、雨夹雪和冰雹的多重袭击。成千上百的士兵死于饥饿、严寒和疲劳，还有被难以看到的泥草沼泽所吞噬，快得像流沙一般。

现在，我们即将进入草地，我们有10匹轻壮大马，和一队马夫。他们的领队是41岁的“三斤多” （藏名发音），戴着软毡帽，看起来干净利索。他告诉我们，他们不能进入前面的村落，因为他们的村子和前面这个村子为了抢夺冬虫夏草发生过激烈的械斗，8个人因此丧命。冬虫夏草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草药。所以我们不得不绕道去下一个村子。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多走几里地。

经过了一个3500米高的山脊，我们感觉到进入了一个更加荒芜的地带。这个地方看起来寸草不生，毫无遮挡。几位藏族人有点害怕他们的仇家会对他们突然袭击，而这也正是当年长征红军时常遭受的。黄昏时，我们在沼泽的一处高地找了个地方，把帐篷支起来，围成一个圆圈，让马匹们待在帐篷圈里面。这里没有山、没有树，几位藏民把带来的木板劈开，当作柴火，在他们半敞开的帐篷里生起了篝火。劳伦斯、菲利普和安迪钻进他们的帐篷取暖。他们用手语和微笑交谈。藏民们煮了茶。一个雪碧瓶子里灌满了白酒，大家传递着轮流喝。

大群的绿色蚊子围攻我们，而高登说这意味着附近的河流里肯定有鱼，在这沼泽地上有无数条河流。他出去尝试，却空手而归。

那天晚上又开始下雨，我们在宿营地胡乱躺着休息。嘉措的光头上有被晒伤的痕迹，他给我们用藏语讲故事，麦克·谭翻译成汉语，李爱德翻译成英式混合澳式的英语，劳伦斯和安迪偶尔把李爱德的英语给我翻译成美式英语。嘉措说，藏民们曾经称红军是“什么都吃的军队”。嘉措住在次日那村。我们不久后也前往此村。到了嘉措的村子，我们吃惊地发现，尽管嘉措在这次旅途中负责很多类似挖“厕所”之类的脏活累活，他实际是名共产党员。他的家庭人口很多，住在一栋非常大的松木结构的房子里。客厅中间的梁上悬挂着好几条整只从头到脚分成两半的腌猪。

“他们把所有掉队的红军士兵都杀了，只留下了小孩。”那时候，红军管孩子兵叫“小鬼”。当年在次日那村，一名12岁的孩子兵带着伤病来到一家藏民的门口，他们把他轰走了。第二天，这个孩子又来，他们又把他轰走了。第三天，当这个孩子再次出现的时候，这个藏民家庭认为这是上天的意思，收留了他。这个孩子的孩子现在还生活在这个村子里。

等我们都暖和过来，生性喜欢玩闹的嘉措又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马步芳的低俗故事。马步芳当年是中国西部统领穆斯林骑兵的大军阀，后来和红军发生战争。“马步芳有20个年轻的小老婆，”嘉措说：“他让这些女的在私处放一个枣，每次放两天。马步芳吃这样的枣壮阳。”

李爱德下一个行程是征服红四方面军翻过最高的党岭山，海拔5500米。“党岭山的山峰无疑是最高的。”李爱德说：“但是我还没找到现代人登顶党岭山的记录。”

长征的所有路线都走过了，李爱德开始对“茶马古道”产生浓厚兴趣。这条通往西藏的道路的主路，如今都变成了柏油马路。李爱德则将致力于探索连接主路的各条小路，“那些小路是最有意思的。”李爱德说：“它们几乎完全还是处女地”。他希望完整记录并用地图标注“茶马古道”，开辟一条类似美国阿巴拉契亚山径的“中国茶马古道版本”的超长距徒步线路。

我们深入草地一周后，大雨倾盆，浇透了连绵无边的山脉和沼泽，溪水朝各个方向奔腾流淌。李爱德把照相器材背在胸前，在草地上寻找一个一个的泥块，下脚踩上去。终于，他失足跌进了混沌的泥水里。“那些泥块越来越小”，他笑着解释：“先将了我的军，然后终于把我将死了。”

在同样的条件下，红军女战士常常背靠背坐着睡觉。“粮食都吃完了，我们没有盐巴。每个人都觉得非常虚弱。”一名当时29岁外号“小麻雀”的女战士回忆：“草地非常危险，很多人陷了进去，再也没有出得来。”

大雨把我们折磨得够呛，我们的高筒靴全湿透了，里面灌满了雨水。又冷又湿，我们抵达了公路旁边的一个小地方尕里台，在这里吃晚饭。一个老旧的小屋子上面有个铁皮烟囱，冒着黑烟。接下来的50公里，我们需要穿过公路，继续向北，沿着“茶马古道”穿越草地。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把装备挂在屋梁上，杯子里装满一种自酿的高粱酒。这种酒酿在一个大坛子里，可不是一般的家酿酒。它里面泡了鹿茸、冬虫夏草、红景天、党参和红枣。我们和马夫们推杯换盏。

这个小房子开始温暖起来，突然3个骑着摩托车的藏族人“砰”地把门撞开，那个场景就像美国著名导演山姆·必京柏（英文）的血腥西部片。我们的马夫推测，他们可能是从和有世仇的村子里来的，都吓呆了。这3名藏民镶着金牙，穿着束腰长袍，腰间挂着尺把长的藏刀，站在门口恶狠狠地打量我们。而我们这边，28只眼睛也硬邦邦地看着他们。对视了一会儿，很显然他们不喜欢两边势力的不均衡（当然，和“七名外国友人”作对，谁会喜欢？），门又被摔上，摩托车开走了。

公路的北边，我们到达了更加荒芜的包座山谷。“现在很难发现没有被人类改造过的地方了。”我们浏览山谷风光时，李爱德说。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沿着包座河，在一条清朝留下来的路上行走，这条路是李爱德到过的最偏僻的路线之一。“这些路就是以前古老的商旅之路，他们在这些路上要走好几个月。”

李爱德说：“这样的旅途经历，是我童年时在故事书里读过的。”

在我们进入草地的倒数第二天，在一座海拔4000米的山脊上，我们面向草地出口的方向俯瞰整个包座山谷。红军曾经在那里和国民党军队殊死抗争，并且最终逃出了噩梦一般的大沼泽草地。我们的马匹非常暴躁，好像受到了野生动物的骚扰，或者是被头上不断变换的云朵吓到。一匹马突然尥了个蹶子，把背上的行李都抛了下来，然后向前猛冲。另外两匹马也跟着学样，三斤多和嘎玛立刻跳上两匹马背，追了下去。午后下起了大雨，我们不得不躲进河边一个冬季用来休憩的小棚子里。渐渐地天黑了，幽灵般的动物在山崖上冲着我们吠叫，两只不明动物慢慢潜了过来，它们体型很大，长着红色的长尾巴、白色的鬃、和木炭色的皮毛。我们的马匹聚在一起，来回踏步，不停嘶叫。

高登并不觉得恐惧，他反而跑到河边去捕鱼。回来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手里拎了一条鱼。麦克·谭说这是高原特有的“青海湖裸鲤”，藏民不会介意我们吃掉它们。鲤鱼用油煎了，十分美味。

第二天经过6个小时24公里的路程，我们终于到了红军走出草地的地点。时过境迁，我们依然为自己的成功而欣喜庆祝。在这片远离城市、远离尘嚣的地方，我们在中国最内陆找到了亘古离乱的荒凉，几乎没有人烟，只有广袤的大地和荒野。“这里绝对不是‘一日游’之地，一定要避免被成群的游客糟践，不要变成第二个云南丽江。”李爱德说。

“完整记录并地图标注这些不为人知的道路，不论是长征的道路还是“茶马古道”的道路， 都还需要很多年，”李爱德表示。尽管中国的内部情况错综复杂，李爱德仍然满怀希望：“第一步是建立起这个概念，鼓励人们对这些地理资源进行负责任的研究和利用。”

第二步呢？嗯，对于李爱德和杨肖来说，将会在某个偏远的峡谷或高陡的山岭。只要他们找到了合适的方式，四川西北这片地域将会成为全球下一个探险胜地。

新长征者之一，劳伦斯·格雷（Lawrence Gray） 。

迪恩·金（Dean King）和李爱德在达古雪山垭口。

渔猎发烧友高登·瓦雷斯（Gordon Wallace），在窝登村旁边的小河里钓起一条裸鲤，又将其放生，赢得藏民的一片欢呼。

被神圣化的长征，使毛登上了中共权利之巅。

藏民嘉措在山口抛洒龙打纸，祈求吉祥。

在松潘县的一处牧场，当地一位汉族牧民毒杀了一匹大狼，并将它剥了皮。

松甘古道上的包座沟。

红四方面军在此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激战，为联合红军的右路军（毛泽东部）打通了离开大草地，北进甘南的通道。

美国作家迪恩·金在弗吉尼亚州的宅院。

“新长征”探险团的资本主义国家朋友们在家中欢迎李爱德。

签售新书。

以往媒体报道